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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僅憑納稅人的自白便補稅

納稅人在法庭上的自白陳述，稅捐機關若未查證，就拿去做為補稅依據，這種補稅做法，恐怕已經違法。

方君經營一家A貿易公司，A公司做生意賺了2,460萬元，但法務部調查局查獲方君涉嫌逃漏稅，移送花蓮法院審理，北區國稅局也跟進對方君補稅。

方君在花蓮地院及花蓮高分院法庭中自行承認，A公司帳上記載，已把這筆獲利盈餘分配股利給八個股東，這項記載是假的，實際上他並未將這些股利交給八位股東，而是自己拿去投資到另一家B工廠。沒想到方君這段法庭上的自白，引發了一場有趣的課稅故事，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和花蓮高分院對這段自白認定的結果並不同。

面對方君在法庭的自白，北區國稅局搬出「實質課稅」原則的大旗，並認為依方君的說法，他實際上沒有將A公司這筆盈餘分配給八位股東，而是直接把這筆2,460萬元盈餘拿去使用了（即投資於B工廠）。

國稅局認定，此時這筆盈餘已沒有在A公司帳上了，就實質課稅原則須依經濟事實關係，產生實質經濟利益判定，應認為方君實際上已取得A公司這筆盈餘分配的全部「股利」，扣除掉一些項目，國稅局認為方君共取得2,373萬元股利所得卻未申報，已涉及逃漏稅，因此對方君補課綜合所得稅800餘萬元。

但是花蓮高分院卻持另一種看法，花蓮高分院在刑事判決書的犯罪事實欄中指出，方君對A公司所賺的2,460萬元盈餘，製造這筆盈餘已分配給八名股東的假分配表，但其實這筆盈餘，並未分配仍在A公司帳上，而這種做假是要替A公司逃漏未分配盈餘稅。

按照當時稅法規定，企業獲利若沒有分配給股東，就會形成未分配盈餘，依法須課10％的未分配盈餘稅款（按：目前未分配盈餘稅率已降為5％），所以，A公司的獲利盈餘還在帳上，而方君製造假的分配股利表，形成盈餘已在不在A公司帳上的假象，已幫A公司逃漏10％未分配盈餘稅共246萬元（2,460萬元 ×10%）。

於是有趣的事情發生了，同樣是方君在法庭的自白，國稅局認為，A公司的盈餘已全數分配給方君，逃漏稅的人是方君，逃的是個人綜合所得稅；而花蓮高分院的判決書卻認為，A公司的盈餘實際上並未分配出去，逃漏稅者是A公司，逃的是公司的未分配盈餘稅。對於這項結果，方君當然不服，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支持北區國稅局的補稅做法，方君再提起上訴，官司一路走到最高行政法院。

自白內容須查證符合事實才可課稅

最高行政法院對本案也覺得有矛盾，因為若認定方君逃漏綜所稅，就代表A公司盈餘已完全分配給方君，不能再說A公司有逃漏未分配盈餘稅；如果認定A公司逃漏未配盈餘稅款，那就表示盈餘還在A公司帳上並未分配，方君實際上並未取得這筆盈餘分配的股利，就不能對方君補課綜所稅，這兩者是互斥的，不可能同時存在。最高行政法院指出，那A公司這筆盈餘，到底有沒有分配出去呢？這必須先調查清楚。

況且，依行政訴訟法的規定，當事人在其他法院刑事庭的自白，並無拘束行政法院的效力，就算當事人已自行承認相關的事實，國稅局依稅捐稽徵法第30條的規定，對課稅事實須本於職權調查，以認定真正的事實課徵租稅，稅捐機關就課稅處分要件的事實更負有舉證責任；而且，當事人在訴訟上於法庭上自承事項，行政法院仍須依調查其他必要證據，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，這才符合「實質課稅的公平原則」。本案僅依方君在法庭上的自白，國稅局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認定，A公司已完全分配股利，方君已取得全數盈餘分配的股利，並對方君補稅，自嫌速斷。

最高行政法院進一步指出，行政爭訟事件並不受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拘束，若僅以刑事判決或檢察官起訴書、緩起訴書、不起訴處分書所認定的事實，就採為行政訴訟判決的事實，那就屬於判決不備理由，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方君勝訴，將全案發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。

這段最高行政法院對本案判決的理由，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法律見解，納稅人可要睜大眼睛仔細看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