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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登記事項不實而撤銷登記之相關評論文章分析

鄭宏輝 會計師

[分析]

這篇文章是筆者的老師(刑事訴訟法權威名師)楊雲驊老師就其刑訴專業來看公司法的法律不足之處，也讓我們對於公司法的實務運作有了深入的了解，在此分享之。

[評論本文]

楊雲驊》公司法 以刑亂民

2018年05月10日 中時電子報 20:33  楊雲驊

現行《公司法》第9條第4項規定：「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造、變造文書，經裁判確定後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。」日前行政院及多位立委等提案，欲將條文中之「有偽造、變造文書」修正擴大為「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情事」，其理由主要在於「有法院在認定上採狹義見解，認為不包含業務上登載不實罪。為杜爭議，修正如以上所示，以資明確並利適用。」

以相關刑事裁判確定後，作為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事項之依據，其理由大概不外標準明確，以利適用。但是這種想法是否妥適？將「有偽造、變造文書」擴大至「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」，是解決問題還是雪上加霜？應值各界關心。

本文認為，現行法以及修法草案有以下之不當：

一、忽視刑事法理與運作實務：此種規定在刑事法面向將出現不少問題。例如按照草案所示，刑法第215條「業務登載不實罪」亦將納入，但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，此一犯罪屬於輕罪，偵查中檢察官可予以不起訴或是緩起訴，如遇這種情形，是否該當「裁判確定」？即有爭議。

另將範圍擴大至犯「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」而一網打盡，看似明確，但這是不懂訴訟法理以及實務運作之想像結果。按該章之罪，有同一人先偽造後行使者，亦有由不同人分別偽造、登載及行使者；前者可能屬吸收關係而為一罪，後者則為數罪關係，無論何者，如遇檢察官於不同時間起訴一被告或各相關被告，可能導致裁判不一的情形。

即便同時或追加起訴，由於這些罪之審級救濟不同，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禁止上訴第三審而確定，而其他部分可以上訴第三審，到時又可能因為不同法院間認定不一而導致適用混亂。此時何時構成所謂「裁判確定」，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？又有爭議。其實問題不只發生在二、三審，在一審判決後，如遇到有部分有罪被告不上訴而確定，其他被告提起上訴的情況，也容易發生可能裁判矛盾，標準不一的情況。

二、怪異的檢察機關角色：條文內檢察機關通知之意義為何？按對於已確定之刑事案件，檢察官之職權主要在「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」，我國的商業相關法律，卻喜歡加上「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」之規定，此種設計是否為刑事執行的一種？還是檢察機關撈過界到民事糾紛？如檢察機關通知內容有誤，可否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為由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向法院聲明異議，還是根本「求訴無門」？在體例上與救濟程序周延等角度，均令人不解。

另外，這樣的設計，會讓主管機關靜待檢察機關通知後，才發動相關之撤銷或廢止登記。但檢察機關的角色與公司法主管機關不同，即便刑事裁判確定，檢察機關不能排除的是案件是否應有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之必要（檢察總長平均一年提起3、4百件），如遇此種情形而未通知或長久未通知，主管機關該如何處理？

三、主管機關決定與民眾之權益：等檢察機關通知後，主管機關即可以明確無疑的進行撤銷或廢止登記？此一想法恐怕亦失之天真。實務上有罪判決書內，判決主文只會記載「被告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O年O月」至於是哪一件具體之文書或是多件？可能要詳翻判決理由才知道，當遇有較為複雜之案件，法院判決書所載有偽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該「對應」到哪些登記事項撤銷或廢止？是完全依據檢察機關之通知，或是主管機關可以自行認定撤銷或廢止之範圍？

例如偽造董事改派書，可否將增資登記一併撤銷？過去在實務上即有爭議，而此一爭議在這次修法亦未見解決。另外，法律規定檢察機關通知後，主管機關才進行撤銷或廢止登記，對主管機關而言，可謂最為省事、不沾鍋的作法，「反正我是依據檢察機關通知而為，錯了不要怪到我頭上」。這樣的解釋下，如前所述，人民對於檢察機關之通知沒有救濟途徑，主管機關又可主張其只是機械式的依據通知「按表操課」，萬一有錯，也錯不在己！這樣「高明」作法的背後，龐大股東、投資者、債權人或利害關係人的權益，很容易就被忽視不見。

簡單的說，現有公司法第9條第4項本來就不是高明的立法，修法草案還將之擴大範圍，「以刑亂民」，更為不當。正本清源之道，應該是「民歸民、刑歸刑」，主管機關依據相關民事判決結果，於個案做妥適的裁量才是。

（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）